8月1日，深圳正式實施《深圳經濟特區(qū)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多名手發(fā)新車主和外地司機紛紛聲稱“并不知情”，大聲叫冤。一外地司機剛從佛山到深圳與一位多年未見的朋友會面，不料在回佛山的途中被交警攔住，因車牌上婚慶膠貼沒有撕干凈，被開出6000元的罰單。（8月2日 《廣州日報》）

早在去年，深圳的交通違法處罰條例征求意見稿就以嚴苛出名，激起全國輿論熱議。從最后的成稿來看，理念不可謂不新、罰則不可謂不嚴，正如媒體所言，“新交通處罰條例實施后，深圳將成為全國交通管理最嚴格的城市”。其實，誰都明白一個道理：重罰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規(guī)范交通行為、舒暢交通運行、減少交通事故，這才是立法的主旨。

城市車輛越來越多，城市道路越來越堵，耗費在路上的出行成本越來越沉重，在硬件掣肘的現實語境下，規(guī)范秩序是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次優(yōu)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非常贊同深圳的重罰交通違法理念。贊同的理由有二：一是深圳交通擁堵、違法頻仍已成為城市的心頭大患；二是全國酒駕的治理經驗也支撐了一個現實觀點，重罰或嚴法只要一竿子到底，收效立竿見影。

然而，于重罰理念之下，具體操作仍有商榷的空間。2009年10月14日，深圳的4位執(zhí)業(yè)律師聯名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寄出了一份建議書，對草案征求意見稿提出10點質疑，認為草案征求意見稿所規(guī)定的處罰金額和遞增的幅度讓人震驚，同時涉及具體立法對現行法律的變通幅度和是否超越授權范圍等問題，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草案內容進行合法性審查。此事最終沒有下文。但從已經生效執(zhí)行的新處罰條例看，顯然存在著明顯的硬傷。就譬如新聞事件中的6000元罰單，于外地司機而已，既無書面通知提示、也無路面醒目標識，管理者并未盡到告知義務，如此大的罰單砸下來，若司機果真不是明知故犯，則處罰顯然過重，經不起程序正義的考量。

盡管新條例提及到人性化、社會服務令等新鮮說法，但主線仍圍繞著“重罰金”展開，其他罰則反倒顯得過于陪襯，也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措施跟進，這顯然與我國行政處罰的立法原則相悖。行政處罰的原則當是教育為主、處罰為輔，如果所有違法行為皆在罰金上“從重從嚴”，法律的正義性恐怕就要被消弭——畢竟，有錢的富人未必會對罰金的多少敏感。更何況，有些交通違法是惡意的，有些則是無意的，既然原因多元，高額罰款就不當是唯一的整飭手段。

違法行為自然當罰，但罰也得遵循法律的邏輯，不能以“大快人心”的江湖法則為無上圭皋，要讓重罰交通違法的執(zhí)法行為少一些質疑，職能部門起碼要做好三件事：一是眼睛不要只盯在罰款上，還應落實好扣分、社會服務等罰則；二是做好事前的宣傳告知，讓行政相對人心里有數，不至于罰得很冤枉；三是交管部門須進一步完善當地道路標志及規(guī)劃，盡可能減少司機“被違章”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