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成都市委組織部、市司法局聯(lián)合舉辦成都市統(tǒng)籌城鄉(xiāng)建設法律問題培訓會，全國法學界知名專家、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作為授課人受邀參加，成都市各縣市的法律工作者300余人前來參加，市委禮堂里座無虛席。

近三個小時的演講中，從法律角度講解如何推進城鄉(xiāng)統(tǒng)籌，朱蘇力的精彩觀點不斷博得現(xiàn)場的陣陣掌聲。

觀點一：

不宜大幅提高城市福利

我認為，比較務實的做法是不能大規(guī)模提高城市的福利待遇。哪個城市如果提高了福利待遇，城市財政負擔就會加大，而且這種大幅提高的背后往往是效率低下，跟著，城市競爭力就會減弱。這也是大多城市不大愿意改善市民生活、提高福利的重要原因。

如果城市給新加入的農民提供福利，只要福利水平高于農民在農村的生活水平，農民便會集中向城市移動，給城市帶來更大的財政負擔。這只是其中的影響之一，環(huán)境承載力的考驗、經濟發(fā)展的壓力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所以從城市飽和度來講，成都比北京、上海更適合搞城鄉(xiāng)統(tǒng)籌，因為它的城市人口還沒有達到完全飽和狀態(tài)，還有吸納的空間。但是前面提到的問題也同樣是存在的，所以提供福利的尺度也不宜過大。

從上面的問題延伸開來，我認為戶籍制度在中國，從理論上來說應當放開，但是實際上不能急劇放開。

觀點二：

法律公共服務不應過快向農村延伸

法律公共服務，不應該急劇地向農村延伸和發(fā)展，盡管從理論上來說是一定要延伸和發(fā)展來縮小城鄉(xiāng)差別。不能過快延伸的原因是農村和城市的機制不一樣，對法律的需求也不一樣。

法律里越前沿先進的內容到農村越行不通。農村里的糾紛大多都是些家長里短，需要的是一般的法律服務。其實，農民有很多糾紛都是自己解決的。

城市人不要以悲天憫人的態(tài)度去同情農村，生活的秩序并不是全靠法律維系的，農民有一套自己的規(guī)則。

從某種層面上說，減少法律公共服務未必是一個壞事，可以促使農民自己的解決糾紛機制成熟起來。2007年，國務院出臺措施，降低了訴訟費用，特別是調解性收費，結果大量糾紛都涌到法院來解決。其實，這并不是對農民最有利的，長期下去會使得農民自身的調解機制弱化。

觀點三：

在農村推行法律要注意“本土化”

農村和城市是一個不同的體系，前者是熟人社會，后者則是陌生人社會，因而對法律的需求也不同。要注意的是，現(xiàn)在很多法律是按照城市習慣來制定的。比如說，在城市，兒女都有繼承權，但是在農村，女兒一旦出嫁后就沒有了繼承權。如果按照城市人的觀念，把法律強行推行下去，農民很反感。

是不是男女不平等？不是。因為女兒出嫁以后沒有贍養(yǎng)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以后，女兒回來繼承財產，農民會覺得權利義務不平等。而且，女兒出嫁時已經以嫁妝的形式分割了家里一部分財產。雖然農村的規(guī)矩看起來不合法，但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這個例子其實也體現(xiàn)出城鄉(xiāng)之間價值判斷的不同。城鄉(xiāng)差別中，我認為貧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貧富可以通過努力解決。最大的問題在于價值判斷的分歧，如果處理不好，很可能會造成大的城鄉(xiāng)沖突。

觀點四：

土地流轉問題不應過于樂觀放開處理

其實，農民比一些城市下層人民更富有，因為他至少有土地。農民的主要問題是現(xiàn)金收入太低，因此農民才進城打工。

但是，幫助農民快速把手中的土地轉為現(xiàn)金其實是有一定風險的。2008年的經濟危機對中國而言其實不是很強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外打工的農民即使丟了工作也可以回家務農，繼續(xù)生存，因為他還有土地在。但如果農民都把土地轉為了現(xiàn)金，而風險意識不強的農民又無法很好地掌控這些現(xiàn)金，那么一旦發(fā)生了經濟危機，他就沒有辦法再拿土地去避難了。

所以，如何防止農民把錢揮霍掉、投機掉，有效地利用手中的現(xiàn)金是我們在統(tǒng)籌城鄉(xiāng)過程中要思考的問題。我的建議是利用農民熟悉的方式處理，在本地、小城鎮(zhèn)創(chuàng)業(yè)，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技能、知識和本地的資源等。(實習記者 蔣君芳 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