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民小組長虛報墳地騙取征地補償款

被告人孫某在擔任重某街道辦事處插旗居委9組組長期間，在“涪豐石”高速公路對本組征地補償過程中，利用其負責統(tǒng)計上報村民被征占墳墓數量和發(fā)放補償款的職務之便，以本組村民汪某、譚某、李某等人的名義，虛報、多報單墳共計53座，侵占補償款23850元。

二、行為人構成貪污罪

本文認為，被告人孫某在協(xié)助政府征地發(fā)放補償款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國家補償款，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guī)定，孫某的行為是“協(xié)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屬“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其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財物23850元的行為，應按貪污罪處罰。

被告人孫某犯罪時的主體身份及是否屬于貪污罪對于從事公務的認定系本案主要分歧所在。 

（一）村民小組長孫某屬于村民委員會組織人員。村民小組組長是否屬于村基層組織人員，法律上沒有明確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也存一定爭議。但根據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條規(guī)定：“村民委員會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狀況分設若干村民小組，小組長由村民小組會議推選。”說明村民小組是村民委員會的派生機構，屬于村民委員會的組成部分，村民小組有協(xié)助村民委員會或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能，村民小組長應屬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人員。據此，可以認為孫某屬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其協(xié)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收發(fā)放補償款的管理活動中，主體身份應當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解釋》中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

（二）孫某的行為符合貪污罪犯罪客觀行為特征。盡管在19997月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作過：“對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村民小組集體財產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钡呐鷱?。但在2000年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九屆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中，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協(xié)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等七項公務活動時，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等構成犯罪的，應以‘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定罪處罰”的規(guī)定。對于村民小組長職務犯罪定性，上述批復和解釋作出了不同規(guī)定。筆者認為，本案中，被告人孫某作為村民小組長在協(xié)助人民政府負責統(tǒng)計上報村民被征占墳墓數量和發(fā)放補償款時，利用職務之便，虛報、多報單墳數量侵占國家補償款，其行為更符合全國人大通過的《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中的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協(xié)助人民政府從事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等七項公務活動時的職務犯罪特征和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中關于貪污罪的犯罪特征。據此，筆者認為，本案被告人的職務犯罪行為應當適用全國人大的立法解釋，村民小組長在征地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侵占補償款行為應以貪污罪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