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報復強拿硬要他人幾萬塊

被告人陳某某由于沒能承建張港中學學生公寓樓工程，直接或間接多次向該中學校長程傳江威脅耍狠，并索要補償費3萬元。9月6日，陳某某伙同他人拖兩卡車黃沙堵住了張港中學施工工地大門，使張港中學師生出行和基建工地的施工秩序受到很大影響。9月10日凌晨，有人在承包該工程的港達商貿(mào)有限責任公司總經(jīng)理馮某某家門口燃放鞭炮。馮某某懷疑為陳某某所為，即找陳某某“談判”。在談判過程中，陳某某代表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向馮某某索要人民幣2.5萬元。同日，被告人陳某某要其弟代文振到港達商貿(mào)有限責任公司找馮某某拿走了現(xiàn)金5000元。10月14日，馮某某又為陳某某償還了陳某某欠佘心國的借款2萬元。

二、行為人是否構成尋釁滋事

本文認為，尋釁滋事罪與敲詐勒索罪在一般情況下是容易區(qū)分的，但是，以強拿硬要為表現(xiàn)形式的尋釁滋事罪，與敲詐勒索罪又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從而帶來認定上的某種混淆。準確區(qū)別行為人的行為是尋釁滋事罪還是敲詐勒索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敲詐勒索罪，一般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加以威脅，迫使其限期交付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而尋釁滋事罪的犯罪目的與動機較為復雜，有的是以惹事生非來獲得精神刺激，有的是用尋釁滋事開心取樂，有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和“膽量”，等等。因此，我們不難看出，查清了主觀目的和動機，這兩個罪名是不難認定的。然而由于偵查機關的疏漏，本案起訴證據(jù)中關于主觀目的和動機的舉證幾乎為零，只能從客觀行為方面推斷主觀目的和動機，故造成了本案定性的疑難和復雜。

（二）從行為侵犯的對象上：敲詐勒索罪的行為人一般指向明確的被害對象，往往通過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懼，迫不得以給付錢財，手段主要有以對被害人或親屬實施暴力相威脅；以毀壞被害人的人格、聲譽、財物相威脅；以揭發(fā)、張揚被害人的隱私或弱點等等。而尋釁滋事罪不同于敲詐勒索罪，其行為人一般有著明確的犯罪目的，即通過破壞公共秩序來尋求個人精神上的滿足，因此行為人所追求的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經(jīng)濟目的，其矛頭指向決不局限于某種具體的社會關系，也不局限于某個特定的對象，只要可以滿足其變態(tài)心理，任何人及任何人的財物都可能成為其侵害對象。因此，侵害對象的確定性成為區(qū)分兩罪的重要標志之一。本案中陳某某先是對該中學校長威脅耍狠，索要補償費3萬元，無果后轉(zhuǎn)而向馮某某強拿硬要2.5萬，其侵害對象顯然是隨意產(chǎn)生，不具有確定性，應認定為構成尋釁滋事罪。

（三）從刑事立法精神上：我國《刑法》第12條規(guī)定了“從舊兼從輕”的基本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如果案件主客觀方面存在不好認定的情況，但確實又構成犯罪，那么只能依據(jù)從輕原則來處理案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錯案發(fā)生，另一方面也符合法律精神。敲詐勒索罪法定最高刑為10年，而尋釁糍事的法定最高刑僅為5年。對尋釁滋事罪的處罰轉(zhuǎn)敲詐勒索罪來說輕了許多，故這一原則精神成為了本案定性的又一重要區(qū)分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