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騙取合同標的物用于經營

2013年8月，僅有3萬元流動資金的郁某與甲公司簽訂合同，向對方購買郁金香種球，合同金額為17萬元，款到付貨，郁某先匯了2萬元定金。同年11月，無錢提貨的郁某將2萬元定金匯票存根上的金額及日期涂改，將復印件傳真給甲公司，謊稱貨款已匯出，騙取對方的信任后將貨提走。甲公司發(fā)覺受騙后多次向郁某要款，均被郁某找借口搪塞。在此期間，郁某將種球栽于大棚內，并向銀行貸款數(shù)十萬元購買保溫設備，聘請技術人員管理，后將成品花售出獲益。甲公司訴至法院，郁某先以種球質量差、經營虧損等為由拖延還款，后又故伎重演，以變造的匯票復印件欺騙法官。甲公司無奈，以郁某涉嫌詐騙向警方報案。

二、行為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

本文認為，郁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郁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以變造匯票復印件的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數(shù)額巨大的財物，其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合同詐欺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在行為方式上均表現(xiàn)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特征，二者在司法實踐中極易混淆。要區(qū)分合同中的欺騙行為屬于刑事詐騙還是民事詐欺，關鍵是要分析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如何認定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查處合同詐騙犯罪的難點。因為“目的”屬于人的意識領域，是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只能通過行為人的行為對其加以把握，行為人的行為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為我們判定其是否具有此種目的提供較為客觀的線索。

本文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jù)行為人是否具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所規(guī)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從而作出司法推定。結合本案，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郁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一）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本案中，郁某在與甲公司簽訂價值17萬余元的購銷合同時僅有3萬元資金，其中2萬元用作定金，且后續(xù)資金無任何保障，應視為無履約能力而與對方簽訂合同。

（二）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詐騙行為絕大多數(shù)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其主要表現(xiàn)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郁某在無履約能力的情況下簽訂合同，為了騙取合同標的物，以變造的匯票復印件欺騙對方，其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的合同詐騙的具體表現(xiàn)：“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jù)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p>

（三）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履行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guī)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jù)。郁某在騙取郁金香種球后，也曾獲得過數(shù)十萬元銀行貸款，但卻將貸款全部投入經營，并以種種借口拒絕履行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

（四）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不同的心理態(tài)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郁某雖然未像其他詐騙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債務、攜款逃匿等，而是將騙得的郁金香種球用于經營。但其在經營取得收益后，卻并沒有將經營收益用于履行合同義務。

（五）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xiàn)。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fā)現(xiàn)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本案中，被害人訴至法院后，郁某先是以種球質差、經營虧損等由推托責任。當此借口不能成立時，竟然用變造的匯票復印件蒙騙法官，毫無承擔責任的誠意。

（六）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兩種情況。行為人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也盡力去承擔義務，只是由于客觀原因導致合同無法全面履行，應視為合同糾紛。本案應屬前一種情況。

綜合以上分析，郁某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昭然若揭。據(jù)此，筆者認為，郁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且數(shù)額巨大，應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