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是與職務犯罪和其他財產犯罪有密切關系的下游犯罪，職務犯罪和其他財產犯罪實施者在通過犯罪手段獲取財產利益后，通常都會通過某種方式將獲得的財產在形式上合法化，這一過程往往需要他人的參與，這樣參與者的行為可能就會涉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按照刑法規(guī)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實施方法分為五種，以下是這五種方法的具體認定標準。

一、“窩藏”及“轉移”的認定

何謂“窩藏”？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窩藏是指接受上游犯罪行為人的委托藏匿和保管犯罪所得，使司法機關不能或難以發(fā)現犯罪所得的行為。開始不知道是犯罪所得而加以受領，后來在保管過程中知道了是犯罪所得，卻繼續(xù)為保管的行為，也是窩藏。窩藏是一種典型的隱瞞，是以作為的方式來實現對犯罪所得的隱瞞，單純的知情不舉不能認定為窩藏。舉例而言，張某盜竊財物價值1萬元，藏于家中，張某的父親事后得知張某盜竊犯罪。后公安機關詢問張某的父親是否知道此事，張某的父親稱不知情，未見到張某盜竊的財物。張某的父親隱瞞了張某的犯罪所得藏于家中的事實，僅僅屬于知情而不舉，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p>

何謂“轉移”？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轉移是指改變贓物存放地的行為。從空間位置上看，轉移贓物包括從上游犯罪既遂后的隱藏地向窩贓地的轉移以及從一個窩贓地向另一個窩贓地的轉移。行為人可以自己轉移，也可以同上游犯罪行為人一起轉移，還可以通過指揮毫不知情的第三人搬運、轉移。對行為人而言，不論其轉移贓物是否有償，轉移的距離遠近如何，以及行為人在轉移過程中是否緊隨贓物，這些因素均不影響本罪的成立。在同一房間內轉移，也可能因妨害司法機關的正?；顒佣鴮儆诒咀锼傅霓D移，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行為妨害司法的本質，而不是物理上的距離間隔。

二、“收購”及“代為銷售”的認定

“收購”和“代為銷售”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舉的五種行為方式中的兩種。如何準確理解本罪的“收購”和“代為銷售”，在實踐中有一定爭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指導案例第1102號陳某、歐陽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對此進行了闡釋。

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裁判理由中指出： “收”和“購”兩個字之間是語義的重復，解釋為“購買”就可以了。同時也無須對“收購”附加“銷售營利”的目的，單純?yōu)榱俗杂枚召彽模彩茄陲?、隱瞞行為?！笆召彙钡男袨轭愋椭邪跋荣徍筚u”這種情況，根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立法旨意，法律在這時懲罰的側重點仍在于“購”，因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仍然購買，不管其目的是不是再次出售，購買行為都體現出行為人為上游犯罪人掩飾、隱瞞的主觀故意，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這是本罪打擊的重點。后面再出售的行為就只是實現其個人利益而已，所以刑法條文在這里沒有列舉“銷售”一項，而是在“收購”之后列舉了“代為銷售”。3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還認為：“收購的形式主要是買賣，但也不局限于買賣，只要是提供代價而取得即可，民法上的債務清償、抵消等都可以構成實質上的收購。僅僅成立了購買的契約還不夠，需要現實地進行了贓物的接受，才是收購贓物行為。反之，只要現實地接受了贓物，只是尚未支付對價，或者還沒有決定贓物的具體數量和價格，也不妨礙本罪的成立。收購贓物的成立不以行為人從上游犯罪行為人那里直接購買取得為必需，明知是贓物而從其他人處接受轉賣的，也是收購贓物?！?/p>

所謂“代為銷售”，是指行為人代犯罪分子出售犯罪所得的行為。“代為銷售”與“收購”不同，它是替犯罪分子銷售犯罪所得，中間過程中并沒有以自有資金取得對犯罪所得的所有權。“代為銷售”既可以表現為行為人以賣主身份替上游犯罪人銷售犯罪所得的行為；也包括在犯罪分子與購贓人之間進行斡旋介紹的行為。行為人先將犯罪所得進行窩藏，然后以賣主身份尋找買贓人售出的行為，仍是一種代為銷售行為。根據以上分析，本案中被告人陳某、歐陽某的行為屬于“先購后賣”，應當解釋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guī)定的“收購”而非“代為銷售”。

三、掩飾、隱瞞的“其他方法”的認定

根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條的規(guī)定，掩飾、隱瞞的“其他方法”包括：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采取如居間介紹買賣，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資金賬戶，協助將財物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協助將資金轉移、匯往境外等。（來源于“刑事實務”微信公眾號）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導案例第1111號李濤、曹某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中的兩被告人用非法收購的原油煉制土柴油，屬于“其他方法”中的加工。

除此之外，在實際生活中，還可能存在其他應當被認定為“其他方法”的情形。但必須堅持以下三點：“一是行為人的目的是掩飾、隱瞞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二是這些方法與窩藏、轉移、收購和代為銷售在罪質上具有相當性；三是這些方法在客觀上擾亂了司法秩序，妨害了司法機關對上游犯罪行為的追究?！?/p>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指導案例第1110號陳飛、劉波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第1112號張晗、方建策、傅鷹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和第1113號吳某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還提及了另外3種被認定為掩飾、隱瞞的“其他方法”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本案被告人傅鷹為張晗、方建策更換被盜電動車鎖的行為應認定為“其他方法”。理由是：其一，傅鷹明知是盜竊犯罪所得的車輛仍幫其更換車鎖，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掩飾、隱瞞上游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其二，傅鷹更換被盜電動車鎖的行為是張晗、方建策銷贓過程的重要一環(huán)，更換了車鎖即掩蓋了電動車系盜竊所得的真相，才可能將電動車轉賣給他人，因此換鎖行為與刑法所列舉的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等行為在罪質上具有相當性，與《解釋》所列舉的“加工”行為更是具有同質性；其三，傅鷹的行為嚴重妨害了公安、司法機關的追訴活動，助長了他人繼續(xù)實施盜竊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拆解雖然不是《解釋》所直接列舉的“其他方法”，但是與刑法規(guī)定的窩藏、轉移、收購和代為銷售在罪質上具有相當性，即都是為了擾亂司法機關的追訴活動，便于上游犯罪分子轉移、銷售贓物，應當認定為掩飾、隱瞞的“其他方法”。這樣認定也與已經出臺的《機動車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guī)定相符。（筆者注：兩高2007年《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知是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的機動車，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規(guī)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二）拆解、拼裝或者組裝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馬幫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中還將“故意毀壞財物”認定為本處的“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