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濱談于歡案
重量級的老師、律師都發(fā)言了，在他們之后發(fā)言有些誠惶誠恐，我干脆把他們已經談的問題從我思想中刪除，就談談他們沒說的事情，以便擴展各位思考。
我是公安大學第二屆本科畢業(yè)生，85級的，同學群里很多人作為地方公安局領導，都很熟悉法條。談到陳老師剛才說的孫明亮案件有一個細節(jié)：倆人被攻擊時，孫明亮從兜里拿出一個彈簧刀。我大學同學指出這一點，說子濱你告訴我，這個案子如果判成正當防衛(wèi)，全國人民都攜一把刀怎么辦？中國有句古話叫“身懷利器，殺心必起”。因為攜帶一把刀，隨時可以保衛(wèi)自己。我等著，萬一有誰拿斧頭砍我呢？
這種思維不能說不對，但必須講，這是一種公安局長思維。從社會管控角度，為了某種利益的實現，比如要管控兇器攜帶，于是就不應當評價為完全的正當防衛(wèi)。他們覺得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就把問題塞給我。我真的有點冷不防，現在把這個問題拋給大家。
知道于歡案以后，我一直就是堅決的正當防衛(wèi)派，不存在過當的問題。但其中有個細節(jié)我想提醒大家：這個案子能夠有今天，從無期到五年的結果，實在是幸運，在中國實在偶然。如果沒有“辱母”二字，這個案子會有今天嗎？不會的。
我們聽案子的深入解說，辱母和動刀之間隔了一段時間。換句話說，他真正動刀時，辱母情況已經過去了。如果要說這是一個正當防衛(wèi)，必須和辱母問題切開才行，因為辱母已經過去了，那些警察也來過了。那怎么切開？我認為過去在認定正當防衛(wèi)條件上，只是對身體的傷害和殺害。
可是這次堅定了我另外一個經過重新思考的信念：當自由被限制時，應當是可以無限防衛(wèi)的。這就要看你把自由看得有多重。在當前中國大陸，自由多一點少一點好像無所謂，就需要重新提倡把人的自由看到跟生命身體一樣的高度。
光權教授說到持續(xù)問題，我把他的問題向前推，推到極致。假設我們一會兒散會出門，突然來了三個人，把我往一輛車里塞。我想問問大家，我是否可以采用無限防衛(wèi)？我不知道他們是討債、拘禁，還是抓錯了、綁架勒索我，反正來了三個不明身份的人把我往車上塞。
我相信在座所有人會同意這時候我可以采取無限防衛(wèi)獲得自由。非法拘禁、綁架等行為，實施之初行為是競合的。那么我們從法邏輯上可不可以這樣推演？既然著手抓我的時候都可以無限反抗、無限防衛(wèi)，已經實現了把我控制住、塞到車里，持續(xù)一段時間后我反而不能反抗了嗎？以于歡案來講，我想說，如果你承認別人剝奪他自由伊始可以反抗，那么剝奪自由過程中就都可以反抗。
最后，這個判決最大遺憾是——當然比原來好——承認有防衛(wèi)前提但過當，“過當”在哪兒？有一些說法，說用了武器，扎傷了這么多。最奇怪的是，這個期待不可能。
我給一個生動的說法：
誰能要求于歡拿起刀對著對面幾個人大喊：兄弟們，把你們的非要害部位亮出來，讓我先扎兩刀。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嗎？不可能。一旦有動刀前提，法律必須認可動刀的所有后果，否則等于不認可動刀。一旦動刀，只是扎了對方非要害部位，大家想想，就沒有震懾作用，七八個人蜂擁而上，他和他的母親會更慘。所以你說“過當”，到底過當哪兒？沒有。
還有警察來和警察走也有細節(jié)問題。一審時，把警察來了、在場，作為對于歡不利的一個論點。二審淡化了這一點，提到警察在場，但沒有繼續(xù)說是對于歡有利還是不利。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二審判決出臺前有一件事，他們先通過檢察院對警察帶人去，做了一個“沒有玩忽職守行為，不予立案”的決定。
但決定又說“他們在執(zhí)法過程中不規(guī)范”。我說這是用上帝思維回頭看，你說他不規(guī)范，請問哪個法條說這個警察這會到場必須做什么。如果有，沒做就是不規(guī)范；沒有，檢察院憑什么認定這個警察做法不規(guī)范。再說，警察不可能預見到后面于歡馬上就動刀了。
其實，于歡事后行為和警察是否適當要切分開，也就是說，這個警察的處置，沒有把他帶出去，無論是否規(guī)范，都必須承認在客觀效果上使于歡感到公力救濟無望，這就夠了。他沒能離開現場，他的人身自由沒有恢復，這就足夠了。我就做這樣的簡短說明，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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