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在1923年曾回顧中國實業(yè)發(fā)展的60年歷程，它說就政府對待實業(yè)之態(tài)度與影響言，60年中清末之9年為黃金時代，而民初之10年為黑暗的時代。由此當局者有賢不肖之分，與國體無關，吾人雖酷愛共和，無所用其諱也。咱們后面談到第二階段的時候會看到，民營企業(yè)在晚清，特別是后面的階段，他們得到非常高的地位，但也正是這點，造就了整個政權和地位。

權力和資本的2.0版本，第一階段是以官督商辦為主，是權力的資本化，第二個階段是資本的權力化。資本的權力化最大體現在租，就是以租為股，中國到了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之后，開始大規(guī)模的進入全面改革的時期，其實這個之前，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就已經有端倪出現，到這個時候開始大放力，放手發(fā)動民營企業(yè)。

但是，民營企業(yè)的根基依然是薄弱的，依然是沒有錢的，依然是沒有管理技術的，依然是沒有信用平臺的。這個時候的公權力已經注意到，在之前30多年的改革開放當中，公權力對一個民營資本巨大的破壞力量，所以再三的強調公權力不應該再介入進去，幾乎讓所有的官督商辦企業(yè)實行了改制，變成了民營企業(yè)。最典型的是從1903年開始，中國開始大辦鐵路，國家最重要的命脈產業(yè)，選擇了走民營企業(yè)的道路。中國在全國先后搞了18家民營股的公司，開始轟轟烈烈的建鐵路，通過交通的改善，帶動經濟，帶動國防，帶動民生，當時很多計劃書寫的天花亂墜，要扶持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

那么，這些民營企業(yè)依然是沒有錢的，怎么辦?這個時候政府不是像第一階段那樣的扶持你，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就是我把權力讓度給你。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對民營資本的重視達到了空前的階段，為什么?在甲午戰(zhàn)爭失敗總結的時候，我們意識到意識形態(tài)是有問題的，我們必須在政治體制下面尋找改革。第二，我們意識到在商業(yè)救國的路上走的不夠，中國官督商辦的情況下，官對商的干預太多，我們要少干預。

1898年戊戌變法，砍了“六君子”的腦袋之后，實際上沒有一項改革措施被叫停，非常重要的一項改變措施是，1898年11月，通過了一個叫《礦務鐵路章程》，里邊提到官辦、商辦、官商合辦，而總不如商辦，除末設局以前，業(yè)經開辦者不計外，要救中國，商業(yè)救國是重要的一點。第二，商業(yè)救國要靠民營資本。第三點，公權力會對民營資本造成傷害。至少在國內的論文庫我再三檢索了，沒有人重視它，甚至連戊戌之后的變局，總的認識沒有人去重視。

這之后，開始出現獨立資本，就有個人出資50萬兩，差不多相當于現在1000萬的投資，你出1000萬的投資額，注冊資金的路礦企業(yè)，如果民營資本過半，你只要出500萬，按照你給抗震搶險捐助的獎勵條例給你進行獎勵。因為清代有賣官的體制，清代的賣官跟咱們現在理解的是不同的，清代當時賣的是級別，不是官職，就等于你可以享受正局級待遇，但是你買官的這個人，很長時間按政策規(guī)定你不能掌握實權，你只是享受這個待遇，你手上沒有權力，沒有兵，到后來才失控了。所以，清代賣官政策在康熙和雍正的時候進行過辯論，雍正皇帝講的非常透徹，為什么要賣官?其實不叫賣官，我把這個位置賣給你，給你一個機會進入這個體制，這是一個統戰(zhàn)工具。但是，里面非常強調，這些人不能給他實職，清末的時候就授予他們實職。所以，當時有一個成語叫賣官鬻爵，鬻爵只是給他一個級別而已。

甲午之后對這個做法很重視，到1903年又給了更多的級別待遇，到1907年，還可以給民營企業(yè)家賞賜爵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這給你的不只是一個級別了，給你的是執(zhí)政黨里頭的地位。最后，你也可以將此理解為政府公權力對民營企業(yè)的扶持，但是這樣的扶持跟咱們理解的是不同，為什么?因為中國當時民營依然是沒有實力的，還是一群體制內出來的人成了民營企業(yè)家，改制之后把原來的國有資產變成了民營資產，這個時候的制度改革，保護的是他們的利益，沒問題，都有原罪，沒問題我們就保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