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張某在舟山新區(qū)陳某住處，先后三次販賣給陳某海洛因50克，又販賣給莊某海洛因5克。后張某攜帶海洛因13.5克欲外出販賣時，在定海公園附近被公安人員抓獲。隨后，公安人員在張某暫住處床底下搜繳海洛因60包，重310.5克，張某辯解該查獲的60包是一個朋友存放在他住處，其不知道是毒品，而該朋友現在已經聯系不上。
問題：（1）如何推定對毒品的“明知”。（2）查獲的310.5克毒品，認定為販賣毒品數量還是非法持有毒品的數量？
二、毒品犯罪中“明知”的推定
1、推定“明知”必須建立在一定基礎事實上。行為人具有如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初步推定其主觀上具有毒品犯罪的“明知”。（1）故意選擇沒有海關或者邊防檢查站的邊境路段繞行出境，或者經過海關和邊檢查時以假報、隱匿等蒙騙手段逃避檢查的。（2）采用假冒、偽裝等手段逃避檢查的。（3）采用將毒品吞服、捆綁或者非常隱蔽的方式攜帶的。（4）受委托或者雇傭攜帶毒品，獲利明顯超過正常情況的。（5）購置了制毒設備、工具、原料以及配置方案的。（6）將制造毒品的設備進行偽裝，隱藏在不易發(fā)現的地方。（7）毒品包裝物留下的指紋與行為人指紋鑒定一致的。（8）在行為人身上、所有物、住宅院落里藏有毒品的。
2、可以讓行為人對推定“明知”進行解釋或者反駁。在特定條件下，行為人應當承擔舉證責任，這些條件包括：（1）對犯罪的某些構成要件，控方無法用直接證據予以證明，只能通過間接證據證明的。（2）對犯罪的某些構成要件而言，行為人具有證據上信息優(yōu)勢。（3）對某些程序性事實和犯罪構成要件之外的事實，由行為人承擔部分證明責任。毒品犯罪中“明知”的推定就屬于第一種特殊情況，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明行為人明知的證據，只能根據一定基礎事實做出合理推定，合理推定只是一種高度的可能性，不是必然結果，所以應當讓行為人進行合理解釋或者提出反駁。
3、本案從繳獲毒品的數量、包裝特征，以及藏匿的位置都可以推定張某對毒品是明知的，并且其提到是其朋友存放在他住處的，而陳某又提供不出所謂“朋友”的具體信息，因此是不影響對基礎犯罪事實的認定：也就是明知是毒品而藏匿在家中，又攜帶毒品在外販賣的基礎事實。
三、如何區(qū)分販賣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
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藏匿、儲存毒品的行為。但是，走私、販賣毒品罪等犯罪行為有時也包括藏匿、儲存的環(huán)節(jié)．那么，在司法實踐中，該如何正確區(qū)分非法藏匿、儲存毒品行為的性質?換句話說，在什么情況下行為人藏匿、儲存毒品的行為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什么情況下藏匿、儲存毒品的行為是走私、販賣行為的一部分?正確認定藏匿、儲存毒品行為的性質，關鍵要看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如果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以走私、販賣毒品為目的，那么，行為人藏匿或儲存毒品的行為就是走私、販賣毒品行為的組成部分，構成走私、販賣毒品罪；如果行為人不具有走私、販賣毒品的目的，或者未掌握這方面的證據，那么，行為人的行為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在實踐中，經常出現這樣的情形：被告人販賣毒品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而被查獲的部分毒品處于尚未交易，即非法持有的狀態(tài)。對這類犯罪行為應如何認定呢?我們認為，應把被告人的犯罪事實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如果行為人主觀上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客觀上有販賣毒品的經歷，并且，行為人本人不吸毒或者行為人雖然吸毒，但藏匿或儲存的毒品數量明顯超過個人吸食所需數量，那么，行為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應視為是為販賣毒品做準備，是販賣毒品行為的組成部分，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
本案中被告人張某向陳某、莊某分別販賣海洛因50克、5克的事實，有陳某、莊某的證言證實，張某亦有供認。對張某販賣毒品的時間、地點、數量等情節(jié)三人供證一致，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足以認定。對張某攜帶的13．5克海洛因欲販賣的事實，有其本人的供述和購買人的證言證實，亦可認定；至于其藏匿于家中的310．5克海洛因，從查獲時被分裝成62小包的情況分析，張某如果自己吸食沒必要作如此精細的分裝，且300多克都用于自食也是不可能的，顯然是為販賣做準備，因此，張某攜帶和藏匿毒品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而不是非法持有毒品罪。
中偉律師 所訓：律師是一種信仰，律師是一種責任，律師是良知，律師是正義，律師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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