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的盜竊、詐騙、搶劫等財產侵占犯罪，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強烈的地域性特征，特定類型犯罪發(fā)生后，公安往往會第一時間判斷嫌疑人來自何方。
“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您，當前冒充熟人詐騙、網購及訂票詐騙、冒充公檢法機關謊稱涉及案件等各類詐騙時有發(fā)生，請不要……”
只要你踏進北京任何一家銀行的ATM單間，都會自動播放警方提醒電信詐騙的洪亮語音，但電信詐騙的新聞仍時有發(fā)生。1月11日，電影明星湯唯遭電信詐騙損失21萬元。幾天前，更有一位沈陽老大爺雖有銀行工作人員和警察輪番勸阻，依然遭電信詐騙損失40萬元。有破解良方么？
當某種特定類型的犯罪發(fā)生時，有經驗的偵查員幾乎第一時間就能判斷出嫌疑人來自何方。假如電動車及電線電纜被竊，多半是本地竊賊所為；而瘋狂盜竊沿街店鋪的往往是東北籍嫌犯，高檔轎車則要考慮河北獻縣方向，徒手爬樓入室盜竊的幾乎可以肯定是四川涼山人，技術性開鎖入室的盜竊團伙一般來自江西宜春，而青?；t是造槍基地。
上述案件要么目標特定，要么需掌握較高端的工具（特種轎車解碼器）或技能（出眾的攀爬能力，開鎖技巧等），所以極易鎖定特定籍貫人群。這類以籍貫區(qū)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統(tǒng)內被稱為犯罪高危人群。他們所屬的地域被稱作犯罪高危地區(qū)。如前不久廣東省公安廳出動3000多名警力圍剿的博社村，其所歸屬的陸豐市即為中國制毒販毒的大本營。
在外人看來，這種分析歸類或許帶有地域歧視之嫌，但它確實符合統(tǒng)計數據和警方內部辦案經驗。通常所說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盜竊、詐騙、搶劫等侵財類犯罪為主，作案蹤跡遍布全國。近幾年來這三類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據公安部統(tǒng)計，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幾乎涵蓋了每個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貴州、廣西、海南等地最為集中。這些地方不僅犯罪高危人群規(guī)模較大，而且犯罪類型多，并能推陳出新。
比如河南駐馬店是迷信消災詐騙、冒充軍警詐騙、色誘敲詐、假結婚詐騙的高危地區(qū)，貴州黃平是撬盜保險柜、丟包撿包詐騙高危地區(qū)，江西瑞金是外幣詐騙、丟物撿錢詐騙、少錢變多錢詐騙、金元寶詐騙及ATM機吞卡盜竊等類型犯罪的高危地區(qū)。當一種犯罪手法廣為人知，成功率較低時，這些地區(qū)有專人負責設計更新穎的犯罪套路傳播，以研發(fā)和創(chuàng)新能力來對抗警方偵查手段和社會管理水平的進步。
從時代背景看，犯罪潮的出現，似乎是現代化進程中必然伴生的問題。
2012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已達到52.57%，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難以融入城市，他們多數文化程度低，缺乏職業(yè)技能，只能從事收入不高的低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當于將他們驅離城市。政策和感情的雙重歧視下，很容易產生嚴重的挫敗感。
當融入城市的夢想最終破滅，回鄉(xiāng)又沒有立足之地時，一方面是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動走上犯罪道路。他們以同鄉(xiāng)和親緣為紐帶，互相傳授犯罪經驗，結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竄，另一些人學會犯罪技能后回到家鄉(xiāng)，傳授給宗親朋友，交叉結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鄉(xiāng)銷贓及躲藏，在宗族掩護下逃避偵查打擊，犯罪帶來的暴利不斷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鄉(xiāng)。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現象，其實是刑事犯罪類型化、專業(yè)化的邏輯延伸。如果將這類犯罪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則不難理解犯罪之鄉(xiāng)的形成——犯罪技術的學習和傳授，不像正常的技術可以公開獲得，它高度依賴熟人、親戚之間的信任；越是技術門檻高，需要配套系統(tǒng)支撐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壟斷特征就越強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鄉(xiāng)的形成還與地區(qū)經濟差異及特定的民情緊密相關。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縣級市，人口眾多且構成復雜，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會治安較差，黃賭毒泛濫，經濟不發(fā)達，是多種類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廣東籍網絡詐騙團伙把儋州發(fā)展為下線和根據地，雇傭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參與作案，且分工明確。
當地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yè)鏈，有人負責盜竊身份證，有人負責用他人身份證開設詐騙用銀行賬戶，有人負責具體實施詐騙，有人負責提款分贓。下屬的那大鎮(zhèn)甚至出現了一個二手身份證交易市場，可以在此成批購買他們丟失或被盜的身份證。自2006年至今，受騙者遍布全國。儋州還是“金砂詐騙”案件的高危地區(qū)。源源不斷的犯罪收入又帶動了當地娛樂業(yè)的發(fā)達，導致社會治安進一步混亂。
湖南婁底是電信詐騙、合成裸照詐騙及假金龜假金磚詐騙高危地區(qū)。電信詐騙最早由臺灣傳入沿海的廣東福建一帶。泉州安溪曾是此類犯罪的大本營，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鎮(zhèn)。自2004年以來官方重點整治后，臺灣籍詐騙團伙將窩點轉移到了湖南。
2010年公安部組織3000余名警力，協(xié)同臺灣警方聯手摧毀特大電信詐騙犯罪網絡群，搗毀詐騙窩點及地下洗錢場所124處，僅長沙就出動警力2000人，抓獲臺灣籍嫌疑人近200名，搗毀窩點22個。
臺灣籍詐騙團伙銷聲匿跡后，電信詐騙又被婁底雙峰籍嫌疑人接手，并發(fā)展出更靈活的單兵作戰(zhàn)模式，在外省流動作案，得手后立即攜帶設備轉移。我國現行偵查體制下，刑案由發(fā)案地公安機關管轄，而此類犯罪發(fā)案地、作案地、籍貫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辦案成本極高，往往無力打擊。目前已由雙峰蔓延到臨近縣域，高危人群規(guī)模近一步擴大。
濟南商河縣是盜竊牛羊及機動車、制造假煙等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連同河北獻縣、孟村、天津等地嫌疑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盜竊機動車產業(yè)鏈，有專人負責提供各類高檔車解碼器，有專人負責銷贓，有專人負責踩點及提供作案目標。已經高度團伙化及職業(yè)化。幾年前一次行動即在某犯罪專業(yè)村查獲被盜高檔機動車一百余輛。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犯罪高危地區(qū)通常具備如下特點：經濟落后，人口眾多，社會治安復雜，民情特殊。尤其最后一項，更是直接決定了各犯罪之鄉(xiāng)的特色。
東三省作為傳統(tǒng)重工業(yè)基地沒落后，大批人南下尋求生計。在東北當地較少出現犯罪高危地區(qū)，而且東北人性格豪爽耿直，少機詐，暴力犯罪較多，偶有侵財類高危人群也是以持安全錘砸車玻璃拎包及盜竊沿街店鋪為主。
河南及安徽阜陽、亳州等地的高危人群，以傳統(tǒng)的詐騙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對象多為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農民。廣東深圳等毗鄰港澳的發(fā)達城市，主攻高科技犯罪，偏重于利用新興的電信及網絡平臺實施詐騙盜竊，屬于犯罪產業(yè)鏈的上游，并輻射帶動了一大批周邊省市的高危人群，而且其犯罪模式較少與受害人直接接觸，人身危險性低。
江西湖南等地民風彪悍，犯罪目標較大，危險系數高。湖南桑植高危人群專門撬盜工礦企業(yè)保險柜，涉案金額極高，婁底雙峰籍高危人群擅長PS裸照敲詐各地高官，江西上饒籍高危人群盜竊公墓骨灰盒勒索家屬，目標往往選定中產以上階層。江浙及福建以造假售假等擾亂市場秩序的犯罪為主。
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在這些犯罪高危地區(qū)，為賊為盜不僅沒有道德負擔，反而是鄉(xiāng)民艷羨的對象。在貴州黃平，年輕姑娘青睞的是靠外出撬保險柜發(fā)財的男性，遵紀守法在家務農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受制于人口、資源、地理位置和產業(yè)布局經濟政策等諸多因素，中國的區(qū)際經濟發(fā)展并不均衡，中西部地區(qū)要遠遠落后于東南沿海和北上廣等經濟群。城鄉(xiāng)差距、地域差距使以犯罪來平衡被剝奪感甚至具備了某種“正當性”，高危地區(qū)及人群以這樣極端的方式“融入”社會分工，強行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爭奪生存資源。
來看一組數據：某年山東省濟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來人員作案43634起,占59.5%;抓獲各類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來作案人員8258名,占48%。其中，抓獲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別為東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蘇籍679名、貴州籍653名、云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甚至占80%以上——某種程度上，犯罪在中國成了一種另類的先富帶動后富方式。
從概率上看，我們的讀者最有可能碰到的犯罪方式是電信詐騙。如果您希望您的家人免遭電信詐騙，或可告訴他們這樣的方式應對——如果遇到自稱是銀行、保險、經濟警察打來的電話，可對那個略帶南方口音的人說：“昂岑桑哼雷格”，也許她會念及同鄉(xiāng)之誼或認為遇見同道，放您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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