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王思魯律師
協(xié)辦：黃堅明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陳某某，男，某年某月某日出生于某省某縣，身份證號碼350521195609105550，漢族，中共黨員，中專文化，教師，家住某縣某鎮(zhèn)某村某號。因涉嫌猥褻兒童罪，于2013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13日被逮捕?，F(xiàn)羈押于某縣看守所。
代書人：王思魯、黃堅明，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律師。
手機：13802736027
上訴人陳某某不服某省某縣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的（2013）惠刑初字第914號刑事判決，認為認定犯罪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適用法律錯誤；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依法撤銷（2013）惠刑初字第914號刑事判決，改判陳某某無罪。
事實和理由：
原審法院認定：“但指控被告人陳某某猥褻梁某某等八人的事實，僅有被害人陳述，并無其他證據(jù)相互印證，指控不能成立。辯護人提出該八起指控證據(jù)不足的辯護意見，可予以采納”，“辯護人提供的被害人莫某某出具的刑事諒解書來源合法，內容客觀真實，與本案具有關聯(lián)性，予以采信?！?/strong>原審法院對上述事實、證據(jù)的認定，上訴人予以認可。但上訴人認為：本案不存在陳某某在公開場合猥褻張某等七人的事實，本案明顯是犯罪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二審法院應依法撤銷原審法院作出的（2013）惠刑初字第914號刑事判決，改判陳某某無罪。詳述如下：
一、本案犯罪證據(jù)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無法證明陳某某實施過猥褻張某等七人的事實。
其一，本案所有的未成年被害人陳述、未成年證人證言，均缺乏未成年被害人、證人法定代理人在場的證據(jù)，缺乏告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的證據(jù)，缺乏相關情況說明的證據(jù)，缺乏在場工作人員或女性工作人員具體身份信息及相關情況說明的證據(jù)，導致本案所有的被害人陳述和其他未成年學生的證人證言違法，依法不能作為本案定案的依據(jù)。
其二，在本案中，某縣公安局在補充偵查階段所取得的劉某某、何某某等全部7名男生和女生證人謝真真的證人證言，均證實了陳某某沒有猥褻過任何班上女生的事實。七名被害人的陳述，與上述證據(jù)存在根本性矛盾，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依法不能作為本案定案的依據(jù)。
其三，陳某某自始至終堅持其無罪，從未作出任何有罪供述。陳某某堅持到底的無罪辯解，與七名被害人的陳述，也存在根本性沖突。
其四，原審判決認定陳某某猥褻過的7名被害人，在本案僅有張某、徐某某等5名被害人到案發(fā)現(xiàn)場進行辨認和指認，2名被害人拒絕辨認、指認。更關鍵的是，七名被害人均是未成年人，不排除相關被害人“乘機起哄、無中生有、添油加醋”之可能，根本就無法排除合理懷疑，其中最典型的證據(jù)就是張某的陳述。
綜上，本案犯罪證據(jù)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
二、本案犯罪事實不清，原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根本就不存在陳某某在“公眾場所”猥褻七名被害人的事實。
原審法院認定：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被告人陳某某在擔任本縣某鎮(zhèn)某小學三年級和四年級數(shù)學課教師期間，多次利用上課教學之機，在教室里摳摸張某、曾某等七名女生的胸部和下身的陰部。對此，上訴人陳某某認為：本案犯罪事實不清，原審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根本就不存在陳某某在“公眾場所”猥褻七名被害人的事實。具體論述如下：
其一，陳某某不具備“作案”的時空條件，本案不存在陳某某猥褻七名被害人的客觀事實。
在本案中，案發(fā)于教室之內，學生正常上課之時。若陳某某實施了猥褻七名被害人的行為，不管被害人是在講臺上，還是坐在座位上，不管是摸學生的胸部，還是摳摸學生的陰部，陳某某實施的包括伸手、彎腰、四周觀察其他學生是否在看等“大幅度”的動作，與教師一貫教學行為有本質區(qū)別的“猥褻”行為，肯定難逃全班二十三名學生的“法眼”。事實上，在二十三名學生眾目睽睽之下，陳某某根本就沒有“作案”的時空條件。更關鍵的是，在涉案行為持續(xù)長達一年多時間情況下，案發(fā)前竟然無一學生、教師或學校領導發(fā)現(xiàn)、反映或投訴陳某某有猥褻班上女生之行為。以上種種事實，已充分證明陳某某不具備“作案”的時空條件，本案不存在陳某某猥褻七被害人的客觀事實。
其二，本案不存在陳某某在“公共場合猥褻多名女童”的客觀事實。
教室是公共場所無異議。若某教師在教室內猥褻其學生，但并無他人在現(xiàn)場或看到，這種行為不能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學生。刑法意義上的“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重點應是“猥褻行為”的“公開性和公然性”，而非場所的公共性。但如上所述，本案根本就不存在陳某某內猥褻七名被害人的事實；若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班上的所有男生均應看到七名被害人中一人或多人被陳某某猥褻的事實，所有被害人均應看到過其他被害人一人或多人被陳某某猥褻的事實；且就女生被害人而言，若其確實被陳某某猥褻過，其肯定知悉陳某某之習慣性“惡習”。因此，在正常上課之時，只要陳某某的行為有異常，有猥褻其他女生的意圖及行為，就肯定難逃其他被害人和證人的“法眼”。但本案并非如此，所有男生均陳述過沒有看到陳某某猥褻班上女生的事實，多位男生、女生也均證實因課桌擋住等因素，沒有看到過陳某某猥褻班上女生的事實。更關鍵的是，若存在陳某某猥褻班上女生的事實，最有可能發(fā)現(xiàn)該事實的是被害人周圍的、距離最近的其他學生，但在本案中，竟然沒有一名被害人或證人能指出其在什么位置上看到哪個被害人在什么位置上被陳某某猥褻。這明顯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明顯是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更無法得出陳某某被控猥褻行為具有公共場所“公開性和公然行”的結論。
本案根本就不存在陳某某猥褻七名被害人的事實，更不存在陳某某在“公共場所公然”猥褻七名被害人的事實。本案明顯是事實不清，而原審法院明顯是認定事實錯誤。綜上，本案應依法作出陳某某無罪的判決。
三、原審判決認定梁某某等人的七份《刑事諒解書》和《調查筆錄》，與本案不具有關聯(lián)性，明顯是認定證據(jù)錯誤。理由如下：
其一，上訴人已注意到，第一次開庭庭審中，公訴人對八份《刑事諒解書》的關聯(lián)性沒有異議，僅要求核實八份《刑事諒解書》的簽名情況是否屬實。退回補充偵查期滿后，第二次開庭時，公訴人對八份《刑事諒解書》沒有提交任何補充證據(jù)，也沒有該證據(jù)的關聯(lián)性提出任何異議。在本案中，公訴人自始至終對八份《刑事諒解書》關聯(lián)性都沒有提出過任何異議。
其二，上述七份《刑事諒解書》中，不僅有被害人簽名，還有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簽名，不僅是被害人對陳某某進行諒解，其法定代理人也對陳某某進行諒解。更關鍵的是，上述七份《刑事諒解書》中明確載明“陳某某的行為，有些是師生誤解造成的；愿意原諒陳某某，對其行為予以諒解”等相關內容。被害人是否諒解，直接關系到陳某某的量刑問題，當然屬于本案應當審理查明事實的范疇，與本案當然具有關聯(lián)性。
其三，本案被害人共出具8份《刑事諒解書》，8份《刑事諒解書》中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關于原諒陳某某老師，對其行為進行諒解的相關內容。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僅采信莫某某出具的書面諒解書，不采信其他七份《刑事諒解書》，這明顯是認定證據(jù)前后矛盾。顯然，原審法院認定上述七份《刑事諒解書》與本案沒有關聯(lián)性，這明顯是錯誤的。
其四，《調查筆錄》中明確提到謝真真沒有看到陳某某摸其他女生的事實，明確提到曾佳茹也沒有看到陳某某摸其他女生的事實，與本案定罪和量刑當然有關聯(lián)性。
綜上，上述七份《刑事諒解書》和《調查筆錄》，與本案當然具有關聯(lián)性，原審法院明顯是認定證據(jù)錯誤，請求二審法院依法予以采信。
四、原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重。
如上所述，本案犯罪證據(jù)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而陳某某根本就不具備“作案”的時空條件，也不存在陳某某猥褻七名被害人的客觀事實。本案也不存在陳某某在“共同場合”公然猥褻七名被害人的事實，班上全體男生的證人證言，以及證人謝真真的證言，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場所的公共性，不等于行為的公開性和公然性。原審判決，以本案發(fā)生在教室之內為由，認定“陳某某在公開場合猥褻多名女童”，認定陳某某“嚴重侵害了女童的身心健康，情節(jié)惡劣，社會影響極壞”，這明顯是適用法律錯誤。本案事實并沒有被媒體公開報道，法院也是以不公開方式進行審理，根本就不存在“情節(jié)惡劣，社會影響極壞”的客觀事實。在法院強行入罪的前提下，本案量刑也明顯畸重。
五、上訴人陳某某全身是病：早在2007年、2008年已檢查出患有腰椎盤突出疾病，現(xiàn)病情已惡化；眼睛視力低下，長期治療，并于2011年進行白內障人工晶體手術，但視力始終欠佳；現(xiàn)左腳疼痛，走路已嚴重不便，身體狀況很差；長期患胃病，現(xiàn)惡化致胃潰瘍的程度；陳某某在教育系統(tǒng)工作了幾十年，早已風燭殘年，加上精神壓力過大，長期失眠，吃藥無效，加上看守所醫(yī)療條件有限，處境堪憂，隨時有病倒、發(fā)生不測事件之可能。在原審法院強行入罪的情況下，從社會角度考慮，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基于人道主義立場，謹慎、妥善處理本案，讓上訴人早日回歸社會。
綜上所述，本案犯罪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無法排除合理懷疑，原審判決明顯是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上訴人陳某某特依法提起上訴，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撤銷（2013）惠刑初字第914號刑事判決，改判陳某某無罪。
此致
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具狀人：
二零一四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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