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四中全會特稿】律師孫中偉：爭取“人的權利”
SOHU搜狐新聞-四中全會“法治專題”特稿，2014年10月22日刊發(fā)
原標題：免死律師漫長抗爭：爭取“人的權利”
“無論犯下何種罪過，死刑犯作為生命個體，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依然是弱者?！睂O中偉說。
孫中偉律師被媒體稱為“死刑辯護第一人”。7年來，他接觸過幾十位死刑犯。二審結果宣布之后，有人大小便失禁，有人整天形色枯槁、吃不下飯。有些人甚至希望早點死，不斷地嘗試自殺，結束煎熬。
孫中偉的工作，便是努力為被告人爭取希望微茫的“免死之機”。他認為保障死刑犯權利的，應該是一種尊重生命權的機制，而非任何人的恩賜。
人的權利是一個整體，只有當死刑犯的權利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權才能真正惠及所有民眾。
1“15%”
對律師孫中偉的“客戶”而言，一根煙，遠勝任何見面禮。
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這項權利——幸運的人可以隨意抽，有的則只能點1、2根，還有人碰都不許——蓋因他們身處的看守所，有著并不統(tǒng)一的規(guī)定。這些“客戶”大部分是一、二審均被判死刑的囚徒。死刑復核前與律師的會見，意味著最后一線生機。
這群生命進入倒計時的人，對死亡的態(tài)度頗為坦誠：將50多克毒品摻假做成1000多克的販毒者周海濤，跪下痛哭：“叔叔救救我，我不想死。”；醉酒殺害女大學生的退伍軍人陳海軍，入獄后主動提出捐獻所有器官，會見時煙一根接一根，反復表態(tài)“想為被害人的母親養(yǎng)老送終”；而殺害初戀女友的底層青年林宇豪，則貪婪地吞吐煙霧，隨后難過地自言自語：“煙抽完了可以再點上，人槍斃后是否可以再次輪回？”
孫中偉記憶中最漂亮的死刑犯——三個孩子的母親，為幼子治病而運毒籌款的新疆人艾麗波斯坦，得知對面坐的并非提審人員，而是為她辯護的律師時，突然抬頭，無意識地露出“欣喜的目光”。
那是渴望活下去的光亮。
“無論犯下何種罪過，死刑犯作為生命個體，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依然是弱者?！睂O中偉說。
7年前，死刑兩審終審制出現了微妙的“例外”。2007年1月1日，死刑復核——決定死刑犯生死的最后一道程序，在權力下放地方27年后重歸最高人民法院。同年2月27日，最高院公布《關于復核死刑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確立以核準或不予核準死刑為原則，以確保死刑適用的公正、慎重。
現行新的《刑事訟訴法》第239條規(guī)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fā)回重新審判或者予以改判?！弊罡叻梢灾苯犹釋?，有權直接改判。
這意味著地方不再掌握最終的生殺權。
據官方資料顯示，2007年死刑復核的不核準率達到15%，2008年達到約10%。目前每年都大約維持在這兩個數字之間。
他的工作，便是為被告人爭取那“10%-15%”的機會。
2個案推動改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死刑犯意味著一個符號或數字。
早年在地方做過緝毒警的孫中偉，有復雜的體悟：“當時一些地方公安系統(tǒng)流傳這樣一句話——‘醬油不是油，啤酒不是酒，犯人不是人’?！币晃焕暇煸嬖V剛入行的孫中偉：“做警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親自偵破過命案，親自抓捕過死刑犯。”而結案率納入考核指標與“命案必破”的行政指令，在實踐中時有存在。
80年代，為扭轉社會治安的混亂，我國的死刑罪名不斷增加，從1979年的28個急劇躍升至1997年的68個。
1996年，全國性的第二次嚴打期間，畢業(yè)于法學院的孫中偉開始了警察生涯。那時候，收容審查所未被取消，勞動教養(yǎng)制度依然存在，警方提審的詢問筆錄及法律文書上，仍稱犯罪嫌疑人為“人犯”?！芭c各地同行交流時發(fā)現，警方違法辦案、侵犯嫌疑人，法院接到地方領導打招呼、審理受干預的現象，是出現過的?！彼f。
4年后，他在拿下律師從業(yè)資格證的第二天辭掉公職，進入了憧憬已久的律師行業(yè)。
實際上，他的職業(yè)生涯是與我國死刑辯護領域一同起步的。
在當時一家省司法廳直屬的律所，他包攬了指派下來的法律援助——主要是一審判處死刑、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時，家人無力聘請律師的案件。這類案件資深律師一般很少親自辦理，基本都由新人獨立完成。
當時，死刑案件由地方高級人民法院直接進行二審和死刑核準，絕大多數并不開庭審理，指派的被告援助律師一般“只是走個過場”。結案后，律師能領到省法律援助中心400元的辦案費。后來孫中偉在《死刑改判在最高法中》一書回憶，“法院其實也不希望法律援助律師太認真”。
他那年承辦的三起案件，一審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一起殺人案，被告在沒有辯護律師的情況下被判死刑，屬程序違法；一位販賣純度極底毒品的被告人，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屬量刑不當；一個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搶劫犯，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量刑畸重。據理力爭之下，三案二審最終改判。
孫中偉至今難忘，一位援助律師曾在開庭后現場手寫辯護詞；而另一位則在庭審過程中，修改其顧問單位的合同。
在一些大城市，不少律師事務所是不辦理刑事案件的。如法諺所言“國家對公民個人的戰(zhàn)爭”，既不賺錢，又有風險。作為“刑事辯護皇冠上的明珠”，死刑辯護整體處于少有問津的狀態(tài)。
當時死刑復核這最后一道程序，某種程度上已流于形式。哪怕直至今日，據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死刑改判操作指引》一書介紹，內部知情人士估計，80%以上的死刑復核業(yè)務并沒有律師參與，死刑復核程序的律師介入率不足20%。
對2004年來京發(fā)展，苦于找不到案源的孫中偉而言，冷門業(yè)務死刑辯護卻是一片“藍?！保焊偁幉患ち遥瑯I(yè)務范圍相對較窄，短期內的成長空間大——只不過操作難度相對高。
這一年，全國人大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人們看到了作為最基本人權的生命權，在刑事訴訟中得到全面充分保障的可能性。
隨著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這樣的冤案，不斷出現，社會輿論開始了廣泛的質疑和反思。用孫律師的話講，活下來的人得以洗冤，卻也付出了多年自由與牢獄之苦，“而那些沒能活下來的人呢”？
2007年之前，關于死刑復核是否重歸最高法，收權還是不收的爭論，幾近白熱化?！耙恍┑胤绞聦嵣鲜遣幌Ｍ@個被權收上去的?！彼忉?，“失去這一‘工具’，意味著自己控制力的減弱?！?/p>
即使法官，也會有“人性的弱點”?！鞍讣袩o重大影響”實際上是法官的主觀判斷——面對被害方上訪的壓力、地方黨委政府的“維穩(wěn)壓力”，一些不該適用死刑的案件被判死刑，“通過犧牲被告人的生命，來換取社會的所謂穩(wěn)定”。
孫中偉認為，收權本意之一，便是為排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捍衛(wèi)司法公正。
3“可死可不死的”，殺還是不殺？
這個常人眼中看似荒謬的選擇題，過去實踐的回答往往是：殺。
按照《刑法》第48條第一款對死刑適用條件的明確規(guī)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孫中偉認為，不能只看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還要考慮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
但孫中偉有著切身體會，死刑審判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重刑化趨勢，“寧可違法從重，不愿依法從輕”。
2008年，孫中偉接手一個被告人的委托：農民工劉偉陽醉酒后，駕駛摩托車撞死正在執(zhí)勤的警察張建國，一審二審兩次被判死刑，罪名是“故意殺人”。而2010年4月1日，二審駁回了劉偉陽的上訴，那天正好是愚人節(jié)。
為提高改判的可能性，孫中偉聯系了我國一位刑法研究的泰斗和最高法、最高檢察院的專家，進行論證，結論是一審、二審的罪名認定及適用死刑不當。隨后，他向最高法遞交了一份律師意見書，請求將本案不予核準。
法庭之外，一些細節(jié)值得關注：張建國因公殉職后，被市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全市召開表彰大會，號召全體警察學習。據孫中偉估計，其家屬共收到捐款及撫恤費用約200萬元。劉偉陽家人一直希望得到張家人的諒解，爭取從輕處罰，未果。一二審期間，張家多次上訪，強烈要求判處死刑。
此外，當地政法委也給同級法院很大壓力，希望“頂格處理”，要求判死刑。
萬幸，最終劉偉陽沒有成為“因醉酒駕車獲得極刑的第一人”。
現階段我國的基本死刑政策是：可殺可不殺的（有罪，但罪不該死，本可以判處死緩的案件），不殺。但孫中偉眼中，這本身就是個病句：殺與不殺都可以，那殺了，法官沒錯；不殺，是法官的恩賜——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死刑復核法官，為什么一定要“不殺”呢？
而“殺”，卻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減少數倍的工作量，可以表明自己嚴格執(zhí)法和廉潔，同時可以節(jié)約司法資源——一旦不予復核發(fā)回重審，不僅會增加一二審法院的工作量，還會影響原承辦法官的評優(yōu)升職，不利于協調與一二審法院的關系。
“在我了解的死刑案件中，真正不核準的，很少屬于‘可殺可不殺’的，大部分是‘根本不該殺’，‘殺了就是錯案’。”他描述，“只怕殺錯人，不怕錯殺人?！?/p>
在此種情況下，被告人的犯罪動機、過往表現和被害人過錯等酌量情節(jié)，在公檢法機關面前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孫中偉戲稱一些判決書中的用語為“八股文”：犯罪動機極其卑劣，犯罪手段極其殘忍，犯罪情節(jié)特別嚴重……在更久遠的年代，一句話幾乎經常出現：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這些措辭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觀干擾。孫中偉描述，用普通犯罪工具砍了一刀，也往往被認定為“手段特別殘忍”。在一起因妻子偷情，而用錘子砸死第三者的命案中，法院稱被告人“犯罪動機卑劣”?！澳睦矬w現出卑劣了呢？”孫中偉反問。
甚至很多二審判決書中的用語，照搬一審。他評價：“辦案人員缺少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機械執(zhí)法，這是一種傲慢?！?/p>
最讓他遺憾的是2006年底，死刑復核權即將上交的最后幾個月時光。他采取的是手段是拖延時間，爭取讓案子延期至第二年。那段時間，一些死刑犯在一審、二審的過程中，充滿了期待，不時有人問他“這是真的么？”、“是不是要像外國那樣了？”
但一些地方采取了“加速辦案”的手段，集中判決、執(zhí)行了一些死刑案。
有些人，沒能邁過這個“坎”，帶著無盡的怨恨離開人世。其中一些甚至認為，“國家是故意的”。一些家屬在獨生子女被執(zhí)行死刑后，連年不斷上訪，一到重要節(jié)慶或會議期間，便成為當地有關部門的重點照顧對象。
“一個人死了，讓幾十個人仇視社會?！睂O中偉搖搖頭，“法律的權威來自它的公正性，而不是殘酷性。”
4死刑犯的權利
死刑復核律師的遭遇，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死刑犯權利的缺失。
“我們有史以來，從沒有讓律師在死刑復核階段，會見過死刑犯?！?010年3月8日，溫州某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告訴孫中偉?！八佬虖秃司褪亲邆€程序，是二審等待最高法簽發(fā)死刑執(zhí)行令的一段時間”。
他還說，此前曾有律師請示最浙江省高法也沒有同意。該警察甚至現場給浙江高法打了電話，證實所言非虛。
孫中偉第一次遇到“會見難”的問題。實際上，復核程序的辦案機關是最高法，高級人民法院無權審批。他把電話打到了最高法，得到的答復是“看守所屬于公安部管，如果他們同意，我們不禁止”。從早上一直僵持到下午6點，孫中偉提出“要向公安局長、政法委書記反映”后，才得以會見。
孫中偉認為，法律上沒有禁止死刑復核律師會見被告人的明文規(guī)定，會見是屬于律師也屬于死刑犯的一項權利。
目前，死刑復核律師的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同樣有沒明確的司法解釋。前者，孫中偉一般通過與一二審律師聯系，復印部分卷宗。后者在實踐中，法官是希望律師能夠通過調查獲得新的證據，以便查明事實真相的。
約見死刑復核法官，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進步過程。
以前，孫中偉都要到位于南四環(huán)小紅門的信訪接待室申請約見。在那里發(fā)生過令他痛心的場景：曾誤以為一個衣著邋遢、穿著拖鞋的男士，是來上訪的死刑犯家屬——然而對方同樣是位死刑復核律師，沒有公文包也沒有卷宗檔案，攥著一圈紙就來了。
后來，大廳門口設立了“律師通道”，意味著他“再也不用夾雜在上訪戶中，排很長的擁擠隊伍通過安檢”了。一次，經過據理力爭，他得以在位于北花市大街的最高法辦公大樓約見法官。后者告訴他，這是他們“三年來第一次在辦公大樓內接待律師”。
相對律師，死刑犯本人可能面臨更不可控的侵權。
首當其沖的便是刑訊逼供。公檢法三機關，對于以這種手段獲得的非法證據，都有排除義務。孫中偉曾在《死刑改判操作指引》一書中，以警察杜培武殺妻案為例闡述：杜在法庭上展示了自己的傷痕和血衣，存在刑訊逼供的可能性很大，但遭到法官的嚴厲斥責——直到真兇被抓，才免逃一死?！叭嗣窬焐星胰绱耍绻麚Q做普通公民，其處境可想而知”。
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首次確立了審訊過程的同步錄音錄像制度。但偵查機關存在逼迫犯罪嫌疑人“認罪”后才開始錄音錄像，或以設備故障為借口推脫的可能性。所以這個“司法毒瘤”目前還未能徹底杜絕。
（實際上，被視為“鐵證”的口供，也曾被孫中偉“推翻”過。吳國華故意殺人縱火案中，他發(fā)現沒有一個客觀性證據可以鎖定吳國華為實施人。能證明吳國華殺人、放火過程，只有其自己的供述，且有多處沒能達到“供證一致”。最終最高法裁定此案不予復核，撤銷原判發(fā)回重審。）
目前，還存在一個“死循環(huán)”的怪圈。兩年前，孫中偉辦理的一個不予核準、發(fā)回重審的案件，在地方高院拖了一年后，發(fā)回一審院重審。一審法院將案件退回檢察院補充偵查，檢察院又將案件退回到公安機關。一個五年前的案件，又回到起點。接下來，地方法院可能會再次判死刑，再次上報最高法復核。
孫中偉認為，原因在于地方各方都在規(guī)避“被害方的壓力”。其根源在于，最高法未能直接改判，造成下面“踢皮球”。但對被告人而言，只能在超期關押中遙遙無期的等待，造成“遲來的正義非正義”。
獲得公正審判的訴訟權，聘請律師、不受非法問訊以及與臨刑前與家屬會面的權利，是死刑犯最為基本的權利。孫中偉更愿意稱之為“作為人的權利”。
最后一點，孫中偉有深切的感受。不久前，一位當事人找他為死刑復核階段的兒子辯護時，才得知已經簽署了死刑執(zhí)行令。一些并非當地的死刑犯，其關押地與親屬相隔較遠，法院在死刑執(zhí)行前一天或幾個小時，才通知家屬——甚至一些法院在執(zhí)行完死刑多日后，才通知家屬去領骨灰。
此種情況中，沒人知道從簽署執(zhí)行令到執(zhí)行死刑這段時間，發(fā)生了什么。
在最高法、最高檢、司法部、衛(wèi)生部和民政部《關于利用死刑罪犯尸體或尸體器官的暫行規(guī)定》中，可供利用的條件是：“無人收斂或家屬拒絕收斂的，死刑犯自愿或經家屬同意利用的”。孫中偉認為，若會見權無法保障、死刑犯是否屬自愿捐贈情況不明，該“盲點”可能會造成“最后的基本權利受侵”。
他希望《刑事訴訟法》對此做出明確規(guī)定，以保障被告人“最后階段的人權”。
5改變正在發(fā)生
“我國現在還不能廢除死刑，但應逐步減少適用，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做到少殺、慎殺?！?/p>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
作為保留死刑的少數國家，中國可判死刑的罪名絕對數量居世界之首。2011年初，全國人大通過刑法修正案，將票據詐騙罪、走私文物罪、盜竊罪等13項經濟性、非暴力性犯罪（占刑法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從死刑名單中取消。有分析認為，與以往“只做加法不做減法”相比，此舉“邁出的步子很大”。
作為親歷者的孫中偉，也明顯感覺，最高法的法官們法學理論水平明顯高于地方法院。早在2007年之前，最高法通過從地方法院遴選優(yōu)秀法官、各政法學院選調教授和社會公開招考等方式，吸收了大量的法官、助理和書記員，不少人是受過系統(tǒng)法學教育的研究生獲或博士，對法治有著一定的信仰。而原來的刑事審判庭，從兩個擴充到五個。
這一切都在為行使收回死刑復核權做人力準備。
通過各方努力，以及最高法體制內的力量推動，接待律師的場所也發(fā)生了改變：一些庭室可以在辦公區(qū)的會議室、辦公室接待死刑復核律師，后來最高法死刑復核大樓專設了一個接待室。約見法官的途徑已經基本通常。
不少法官在聽取律師當面陳述時，為其倒水，耐心聽取意見。他們更關注于案件證據和事實上的硬傷，并希望律師能幫忙多做一些被害人家屬的賠償工作、勸被告人家屬努力賠償，以緩和社會矛盾，真正實現結案事了。
而他同時體會到，死刑復核領域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最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直接規(guī)定，所有死刑復核案必須提審被告人，但未解釋是否包括視頻提審。在法官工作壓力巨大的前提下，為了提高效率可能會選擇這種遠程的方式。孫中偉認為，為了避免“節(jié)目錄制”、“表演”出現的可能性，應確立直接問訊的原則。某次，為了能讓法官親自提審，他曾有意無意的透露，犯人關押地是個旅游觀光的好地方，最終得以如愿。
此外，目前的復核程序中，并未提及對死刑犯的法律援助問題。據孫中偉統(tǒng)計，有律師參與的案件不予核準率明顯高于沒有律師的。當被告人家屬沒錢委托律師時，法律援助是必要的。是否聽取被害人一方的意見，也未納入復核程序，不利于公平正義。
而因行政色彩導致的程序封閉性，會招致“不透明”的質疑。2013年，經過多方呼吁，死刑復核在新刑事訴訟中寫進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查監(jiān)督”。
孫中偉律師有一個理想化的期望：通過改革與設計，將死刑復核這一性質定位尚不清晰的程序，完成訴訟化，使死刑案件實現“三審終身制”。
當這條路走得再遠一些時，他希望人們能夠思考這樣的問題——死刑，這一剝奪生命權的最嚴苛的刑罰，是否應該退出歷史舞臺。
中偉律師 所訓：律師是一種信仰，律師是一種責任，律師是良知，律師是正義，律師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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