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經濟學家考慮問題的方式是在山言山,在水言水,只顧眼前,不管其余。

主張發(fā)行500元大鈔的人，也不想想當前的形勢是何等的嚴峻。一方面是通脹壓力，民眾感到不容易承受了。你發(fā)行500元大鈔不是明著告訴大家，錢這玩意兒得多帶點了，不然可能連碗冷面都吃不上了嗎？另一方面是維穩(wěn)壓力，民眾對未來的預期不好，矛盾增多，拿拆遷補償來說，現(xiàn)在看起來馬馬乎乎的方案，等大鈔票漫天飛時，才知道是紙一堆而已，這是不敢想象的事。

社會矛盾的多元化和復雜化，如茅老先生等杰出人物，不可能不清楚?，F(xiàn)在矛盾是精英集團（相當一部分成為漢奸團伙）出賣乃至忽視民眾利益造成的。政壇明星龍先生不是說，對待刁民不能客氣嗎？結果撫州的三聲巨響，開啟了這所謂的刁民竟然以董存瑞為榜樣，象炸敵人碉堡那樣摧毀了我們的高大威嚴的辦公機構的時代。拉登死了，再也賴不到人家頭上了。我們自己在培養(yǎng)這樣的人物。

大額鈔票的發(fā)行，單純從節(jié)約發(fā)行成本角度考慮，是嚴重的錯誤。市場經濟學的短視可見一斑。試想，國民黨當年是何等的發(fā)鈔氣魄啊，法幣泛濫的結果大家都知道，800元面值的法幣抗戰(zhàn)時可買頭牛，敗亡前，連盒火柴都買不了了。政權沒有了，那個大額鈔票頂個屁用？

再次回過頭來說說精英分子為何頻出弱智化的建議？想來這些人早已找好了下一個主子當靠山了，沒準改天換地后還能分一杯殘羹冷炙呢。想得挺美，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羅斯，那兩個國家地大物博，國力雄厚，在國際上只占便宜不吃虧的主兒，民眾再受什么勞什子危機的影響也問題不大。我們苦難深重的國家和民族，沒有轉嫁危機的能力，都是民眾承擔所有的成本和壓力。你想改頭換面后，粉墨登場的可能性是零甚至是負數(shù)。真到了刁民橫行的時候，只怕李自成攻克開封時的“福鹿宴”就要開席了。

吃人與被吃，釀就的中國大歷史，怎么就不能讓茅老先生這樣的精英分子清醒一點呢？！

（董杜驕律師供法邦網-法邦時評專稿，轉載請注明作者和出處。）